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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一個小小書吏為何敢向封疆大吏索賄?根由在這里!

时间:2020年01月20日 17:48  稿件来源:北京日報


資料圖。圖源:北京日報

  清代一個小書吏索賄大員的故事

  乾隆時威名赫赫的大帥福康安征西藏歸來,曾有一戶部小吏求見他,為了把一張名片遞到這位福大帥手中,這人前後花了十萬兩的銀子。那麽,這位小書吏為何要見福大帥,又達到了什麽目的呢?

  據記載:這張名片遞上來了,說是來“賀喜求賞”的。福康安何等人,立即發了脾氣,“小小的婿役,也來向大帥索賄?這家夥如此膽大,一定有什麽說的,且讓他進來”。小吏進來後,福康安厲色而問,小書吏也並不怯場,侃侃而談,竟也說出一番大道理:

  “索賄肯定不敢,但大帥您此次用兵,用款達數千萬之多,此次報銷冊籍太多,必須多添人手,日夜趕辦,要在幾個月之內,全部辦完並上奏皇上。皇上此時關註西藏的捷報,正在興頭上,定會一喜而定。如僅就部里現有的人手,一樁樁卷宗地申辦,辦完一件上報一件,沒有幾年的工夫是不可能完成的。到那時,今天一份奏報,明天一份奏報,皇上天天看你的軍費報銷案,必定厭煩,那時再有些人乘機發些議論。這麽多的軍費報銷哪會沒有一點不合規矩的,到時必興大獄。我這是為大帥您考慮,並不是為戶部這些小吏著想的。”

  一番話出口,福康安恍然大悟,對這小吏“大為激賞”,立即下令糧台給戶部特撥了二百萬兩,用於軍費報銷案的處理(清·歐陽兆熊、金安清·《水窗春囈》卷下,中華書局,1984年3月版,第53-54頁)。

  清代吏婿人等蒙蔽官員,上下其手,利用田地、稅收、文案、官司等事,百般作弊謀取私利的情況極為普遍

  吏婿,是清代政治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。清代繼承中國封建專制王朝對官員的限制,如官員的南北回避制度,使得官員往往要在遠離鄉土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職,官員不久於一地一任,調動頻繁等等,此類制度的主要出發點是對官員權力進行限制,不使一地一員坐大。

  但事情的另一面卻是,清代法律繁復,律例並行,非專業人員一般難以掌握,而人口大量增加,新生事務不斷出現,社會事務劇增。官員又多為科舉出身,對於一般事務性問題的處理能力低下,勢必只有依賴這些吏婿承辦和執行具體事務。

  與流動性極大的官員不同,吏婿一般都是長期盤踞一地,專司一職,熟悉當地風土人情。如此,吏婿人等蒙蔽官員,上下其手,利用田地,稅收、文案、官司等事,百般作弊謀取私利的情況極為普遍。

  清代的吏婿之制沿自前明,清初即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。順治八年,禦史秦世楨就在江南懲治了一批擾害百姓的吏婿,並提出地方官員要限制吏婿數量,不得於定額之外增加人員,對這些人任職的時間,也要依制嚴格限定,不得久充吏職,把持官府事務。

  此後,也有多次針對吏婿的裁革行動。但清代各部事務繁雜,官員們離了這些人根本無法辦事,吏婿數量越裁越多。官員們每辦一案,處一事,必查部中舊例,“而例案之堆積,高與屋齊,非熟手,未從得一紙。書吏皆世業,窟穴其中,牢不可拔,輒執例以制司官,司官未如之何,乃遂藉以售其奸,而皆得致富。”

  官員們任職時間一般較短,有的人甚至一年數次調動,就是有任職稍久的,也沒有幾人能認真對待舊案舊例,他們還要忙於官場上的應酬,詩酒往還,而吏員正好借事弄權,撈取好處。

  晚清時胡林翼就說:“大清律易遵,例難盡悉;刑律易悉,吏部處分律難盡悉,此不過專為吏部生財耳,於實政無絲毫之益。”“六部之婿,無異宰相之柄。”

  至清末,光緒時有人建議銷毀這些沒用的檔案以減少吏員對事務的把持,於是派了一位陳禦史前去戶部查辦,戶部吏員打開倉房,例案堆集得與房檐一樣高,請禦史查看,這位禦史也不知從何下手,想了半天,只好說,擇其中較重要的留下來吧。吏員說,每一件都很重要,還是請禦史大人自己來挑吧,陳氏沒辦法,只好把其中一些殘破的卷宗銷毀,回去銷差了事。

 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,才有了吏部一個小小書吏敢於到封疆大吏福大帥口中討食之事,他這一次,為戶部要來銀子二百萬兩之多,自己自然也賺得個盆滿缽滿。京師各部中,吏員最多、差事最肥的就是戶部,因為所有各地方的報銷與稅收事務都要經過戶部,事務最多,借機分肥的事也特多。

  其他各部也因其職責而中飽私囊。如吏部,因為掌握了官員銓選等職事,對於官員上任、候補、調派也多有需索。浙江省當年有一個候補知縣,應當補某缺,吏部來了一封文書,說這一缺該當你補,但按例你得給我一千兩。知縣思忖,這事本來就該是我的,何必再花這麽一大筆銀子,於是不理會部中小吏的索賄。

  結果,那個缺額頂補卻給了別人,他托人打聽才知,部吏在補缺時說他原來曾經過保舉,一個人占了兩個補缺途徑,所以把他放到另一班中了。縣令急忙請求部吏幫忙,那小吏說,這次你是來不及了,若要為將來計,你要另給五千兩,否則只能在兩班中註銷一班。縣令籌不到這筆巨款,只好註銷保舉一班,一心等待候補。

  結果,不久,部吏又告之,本來這次保舉有個縣令實缺的名額,可惜你註銷了,縣令聽了懊喪不已,卻也無可奈何。吏部一個小小書吏,本沒有任何品秩,索賄不遂,也可以把個縣令折騰得半死。

  有時候,部院大臣也會被吏婿們整治得丟官去職。如晚清時閻敬銘掌戶部,馭下極嚴,整得倉庫小吏恨之入骨。一天,他正要上朝,帽上的紅頂卻不知所終,四處尋找不得,等他在別處找了個代替品再去上朝時,太監們已到朝房來催促了幾次了。

  這類耽誤事的情況屢屢發生,終於觸怒了西太後,把他免職離開了戶部。其實他心里也清楚,這只不過是庫吏們在整治他而已。

  清代吏婿勢力擴張,成為官僚體制下的一個毒瘤,說到底,還是一個體制與社會生活實際不協調的問題

  清代法律中,律與例並行,律簡而例繁,大量的案例成為辦理案件與社會事務的依據,非專業人員根本難於掌握,而官僚們多從科舉出身,既賤視具體事務,也沒有能力具體操作,勢必只有依靠長期盤踞衙門中的吏婿,造成吏婿勢力惡性膨脹。吏員沒有上升為官員的途徑,多半也沒有法定的收入,要想他們不想方設法索賄,幾無可能。

  同時,清代也是一個文牘主義盛行的時代,官員的權力說大就大,說小也小,一件事往往要往返多次,反復將情況上報,案牘堆集如山,官員們離開了書辦人員,根本無法辦事,這也成為吏婿從中舞弊的一個原因。雍正時有名的峻臣田文鏡曾說,按制,他一個總督府中只準有二十人為書吏,但他用了差不多二百人,文件還是趕辦不及,也道出了體制中的某些弊端。

  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是,清中葉以後,社會向近代化轉型,出現了許多過去沒有的事務,沒有專業人員根本無法承辦,而體制仍然僵化如故,必然出現官僚弄權於上,吏婿舞弊於下的局面。

  道光時,太常寺卿許乃濟請馳鴉片之禁,理由之一就是“法令者,婿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,法愈峻,則婿役之賄賂愈豐,棍徒之計謀愈巧”(清·梁章鉅《浪跡叢談》卷五,中華書局,1981年9月版,第75-77頁)。雖然是出於反對禁止鴉片的私心,卻也道出了在吏婿勢張的情況下,法令根本無法執行的社會現實。

【編輯:马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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