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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《論語》《孫子兵法》中發現中國古代“經國治軍好方略”

时间:2020年01月17日 17:04  稿件来源:北京日報


資料圖。圖源:北京日報

  《左傳·成公十二年》有言:“國之大事,在祀與戎。”西漢陸賈也說:“居馬上得之,寧可以馬上治之乎?且湯、武逆取而順守之,文武並用,長久之術也”。

  可見,文治與武功,是構成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體內容,而《論語》與《孫子兵法》所代表的正是文治與武功方面的理論指導之典範。它們既彼此獨立,又相互補充,“同歸而殊途,一致而百慮”,遂使得中國古代的經國治軍活動能夠長期穩定有序地順利進行,並為今天的人們從事各類活動提供了彌足珍貴、足資啟迪的歷史文化資源。

  西周末年史伯嘗雲:“夫和實生物,同則不繼”,如果將《論語》與《孫子兵法》放在一起作通盤的分析,我們可以發現,它們之間的差異,恰好能夠體現中國優秀傳統文化“和而不同”的優勢互補。這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:

  崇尚道德與追求事功的統一

  儒家“留意於仁義之際,祖述堯舜,憲章文武”,作為其代表作的《論語》,其主導的價值取向自然是崇德尚仁,恥於言利。所以它主張“道之以德,齊之以禮,有恥且格”,強調“放於利而行,多怨”,反映出較為強烈的道德至上的傾向。

  而《孫子兵法》的主導價值取向則是承認功利,追求功利,主張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去換取最大的利益,“利”就像一根紅線一樣,貫穿於孫子的整個用兵指導思想,成為其指導戰爭的根本動機,為此,其汲汲提倡“兵以詐立,以利動,以分合為變”;主張“非利不動,非得不用,非危不戰”,“合於利而動,不合於利而止”;把“兵不頓而利可全”視為從事戰爭的理想境界。

  應該說,《論語》宣揚“仁德”與《孫子兵法》鼓吹“功利”,兩者均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,但也不無其思維方法上的偏頗性:於前者不免乎“博而寡要,勞而少功”,“迂遠而闊於事情”之譏詬,於後者,則多少有只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局限,無怪乎後代有些人要斥責《孫子兵法》為“盜術”,認為“武稱雄於言兵,往往舍正而鑿奇,背信而依詐……故《詩》、《書》所述,《韜》、《匱》所傳,至此索然無余澤矣”。話雖偏激,但多少言中了《孫子兵法》本身所存在的問題。

  所以只有將兩者有機地加以結合,取長補短,讓它們“相滅亦相生”“相反而皆相成”,方能使經國治軍的實踐活動得到最好的理論指導,始終保持著健康發展的方向。

  實施德治與推行法治的和諧

  儒家“出於司徒之官”,“助人君,順陰陽,明教化”是它的重要特色。因此推崇德治、王化,主張教化民眾,使廣大民眾歸心於仁,提倡通過道德修養來規範約束人們的思想行為,最終實現天下大治,乃是其學說的必有之義。這種治國馭民的基本理念,在《論語》一書中有著非常集中的體現。

  所謂“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眾星共之”;“志於道,據於德,依於仁,遊於藝”;“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,造次必於是,顛沛必於是”雲雲,即是這方面的突出主張。而古代兵刑一體,《漢書·刑法志》具體敘述兵制與法律之由來,稱道:“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,因天討而作五刑。大刑用甲兵,其次用斧鉞;中刑用刀鋸,其次用鉆鑿;薄刑用鞭撲。大者陳諸原野,小者致之市朝。”說明兵學與刑法同源,兵家必定講求法治。

  所以,《孫子兵法》基於兵刑同源一體的文化淵源,從敵我雙方生死角逐的層面考量,十分註重法治的地位與作用,將“法”與“法令孰行”列為決定戰爭勝負歸屬的“五事七計”之一,強調“修道而保法”,“治亂,數也”;主張“令素行以教其民”,從而在治軍和作戰中凝聚軍心士氣,達到克敵制勝的目的。

  《論語》與《孫子兵法》對“德治”與“法治”關註側重點的不同,結合在一起,恰好完整地體現了經國治軍所應遵循的正確方向,既立足於“法治”,又補充於“德治”。道理很簡單,沒有以“法治”為手段的“德治”,往往會流於形式,不能產生實質的效用,用孟子的話來講,就叫做“徒善不足以自存”;而沒有以“德治”為基礎的“法治”,則往往會失去正確的方向,同樣不能發揮積極的功能,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,即所謂“道之以政,齊之以刑,民免而無恥”。

  講求中庸守恒與推重詭詐權變的協調

  中庸守恒是儒家對待事物運動規律的一般看法。對儒家而言,講求原則性,註重穩定性,是其積極追求的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旨趣所在,即所謂“道之大原出於天,天不變,道亦不變”。作為儒家學說的奠基之作《論語》,自然要充分反映這個重要特色。

  因此,它一再強調凡事要堅持大經大法,做到不偏不倚,無過無不及。所謂“中庸之為德也,其至矣乎”;“吾道一以貫之”;“三軍可奪帥也,匹夫不可奪志也”雲雲,就是其“極高明而道中庸”的具體寫照。

  《孫子兵法》則根據軍事鬥爭的特點,而合乎邏輯地推重奇譎權變,主張兵不厭詐,計出萬端,靈活機動,因敵制勝。強調“兵者,詭道也。能而示之不能,用而示之不用,近而示之遠,遠而示之近”;“善動敵者,形之,敵必從之;予之,敵必取之。以利動之,以卒待之”;“水因地而制流,兵因敵而制勝。故兵無常勢,水無常形,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,謂之神”。

  與此相聯系,對“經”與“權”側重點關註的不同,使得《論語》更致力於德行操守的養成,而《孫子兵法》尤其熱衷於謀略智術的修煉。

  應該說,這兩種傾向都是人生大智慧的表現。因為,堅持原則,“允執其中”,是經國治軍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;而因時變化,“因利而制權”,則是經國治軍走向成功的必要條件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《論語》與《孫子兵法》的相輔相成,渾然一體,可謂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。

  總之,《論語》與《孫子兵法》,一文一武,構建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經國治軍的最好方略,它們並存而共榮,相形而益彰,成為人們體認智慧的不竭源泉,追求成功的高明向導。

  這種價值,並不因時光的流逝、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減損,所以,在今天重溫這兩部不朽之作所蘊含的文韜武略,正確地認識兩者之間的異同並加以恰當合宜的互補,依然是十分富有意義的一項工作。

【編輯:马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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