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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座小城與一所大學

时间:2020年01月10日 17:52  稿件来源:光明日報


資料圖:現今的浙江大學已成為世界一流學府。圖源:浙江大學招生辦公室微博。

  英國《自然周刊》1945年10月的某一期中,刊發了一篇題為《貴州和廣西的科學》的文章,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話:“在遵義之東75公里的湄潭,是浙江大學活動的中心。在那里,不僅有世界第一流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教授,有第一流的數學家陳建功、蘇步青教授,還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學家盧鶴紱、王淦昌教授。他們是中國科學事業的希望。”這篇文章的作者李約瑟,時任英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贊,他先後兩次到過西遷至湄潭的浙江大學,給予這所大學極高評價,也使湄潭為世人所知。在特殊的歷史時期,湄潭這座西南小城與浙大結下了不解之緣,也因此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  

  這是有關一所大學的故事,展開在長達七年的時光中。

  淡淡的霧氣籠罩著清晨的湄潭縣城。沿著一條名為浙大東路的大街前行不遠,就進入了一個不大的廣場,入口處的標牌上寫著“浙大西遷文化廣場”,一些老人在晨練。在這座遙遠的西南小城,這樣的地名顯然就是一個故事的引子。自西向東穿過廣場,我在盡頭的湄潭文廟前停住腳步。對我來說,這個故事起始於這一座文廟。

  從廣場地面走上十多級陡峭的台階,來到文廟的正門大成門。文廟是一座始建於明代萬歷年間的古建築,坐東朝西,典雅莊重,頗有氣勢。門口右側懸掛著黑色的匾牌,鐫刻著一行金色的大字“浙江大學西遷歷史陳列館”,為著名數學家蘇步青手書。

  抗戰烽火中,從1940年到1946年,浙江大學曾經西遷貴州遵義、湄潭、永興辦學,度過了七載春秋。此處便是當時的浙江大學辦公室和圖書館的舊址。

  邁過大成門的台階,進入一個正方形的天井。地面用大塊方石板砌成,被歲月風雨侵蝕,已經是黯淡斑駁。周邊擺滿了各種盆栽,郁郁蔥蔥。從這里,可以望見建築的整體格局——大成門、南北廡、鐘鼓樓、大成殿、崇聖寺,沿著一條中軸線分別建於五級平台上,依著後面的山勢而次第升高。向前走幾步,便是正殿大成殿,上方匾額上的字是“萬世師表”。這里到處是雕梁畫棟,屋脊上的飛檐和寶瓶,檐柱上的花草祥獸木雕,柱礎部位的魚龍石雕,無不精致而典雅。

  陳列館共分六個展廳,分布於南北兩廡和大成殿中。一面面墻壁上的圖片和文字,一個個玻璃櫃中的實物,再現了一段令人難忘的崢嶸歲月。

  1937年7月7日,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,抗日戰爭全面爆發。12月,侵華日軍自杭州灣登陸,浙江危急。為了給國家保留一批知識精英,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毅然率領全校一千多名師生和家屬,攜帶兩千多箱圖書和儀器,踏上西遷流亡辦學的艱辛歷程。在輾轉六省、數易校址後,最終落腳在遵義、湄潭及永興三地。

  於是,在長達七年的歲月中,弦誦之聲響徹了貫穿湄潭縣城的湄江河兩岸。

  閱讀有關浙大西遷湄潭的資料時,我曾經讀到這樣一段描寫,仿佛看到了當年的小城風景:

  黃昏時分,一大片一大片的小青瓦,由南北二街和西街組成的丁字形的、被彎環如眉的湄江河輕輕環抱著的湄潭縣城,桐油燈次第亮起來,一盞一盞的,一戶一戶的,閃爍著,閃爍著,倒映在靜靜流淌的河水里,交相輝映,如夢如幻,形成了一座無比燦爛的歷史的天空……

  

  我駐足於竺可楨校長的照片前。

  照片上看,竺可楨個頭不高,身材瘦弱,一雙眼睛明亮而含著笑意,炯炯有神。這位籍貫浙江紹興的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,和他的鄉親魯迅一樣,骨頭是硬的,和藹儒雅的外表後有著剛強執拗的意志。

  竺可楨的名字是與浙江大學連在一起的。這不僅僅是說他是那一時期的浙大校長,而是整個浙江大學的今天都與他密切相關。

  竺可楨擔任浙江大學校長,也是受命於危難之際。當時已經聞名世界科學界的他,本意是希望傾註全力於自己的學術研究領域,但實在推辭不了社會各界對他的殷切期望。上任伊始,他就禮聘到三十多位教授,到當時尚屬寂寂無名的浙大任教。他認為,教授是一所大學的靈魂,教授人才的充實是治校之首要。而他的清廉人品、廣博學識和至誠的情誼,也是教授們願意前來的重要原因。

  竺可楨上任還不滿一年,抗戰全面爆發。北大、清華、南開、復旦等一批國立重點大學,奉民國政府之命,由中央財政撥款,遷往大後方比較安全的地帶。浙大並沒有被列入這個名單,辦學經費極為有限。當時有不少大學解散,浙江大學也可以選擇這條路,但竺可楨和同事們一致認為要堅持辦下去。他們決定將浙大遷到那些從未接觸過大學的城鎮乃至鄉村,使大學教育與內地開發有機地結合,為日後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播下科學文化的種子。在這種戰略性理念的引領下,他們踏上了漫長的西遷之路。

  浙大西遷的歷程,可以寫成一部厚厚的書。西遷不是一步完成的,而是分成幾個階段,浙大曾經在不同的地方落腳:遷離杭州後,首先來到浙皖交界的西天目山、建德;第二次西遷,至江西吉安、泰和;第三次西遷,到了廣西北部的宜山……隨著戰局的變化,日寇的步步緊逼,不得已一次次朝著更為遙遠的大後方邁開腳步。

  一路顛沛流離,飽經磨難。要躲避敵機轟炸,要照顧老幼婦孺,要保護圖書儀器……師生們饑寒交迫,備嘗艱辛。因為條件差,缺醫少藥,一些普通的疾病也可以致命。竺可楨的妻子張俠魂和次子竺衡,就是因為在遷徒途中患上痢疾而不幸去世,成為他內心巨大的創痛,貫穿了此後數十年歲月。但在整個西遷過程中,他卻以一種超常的精神力量,支撐了、引領著這支隊伍的前行。

  浙大師生們克服千難萬險,在兩年半的時間里,幾經輾轉遷徒,橫穿江南六省,行程2600公里,最終自1940年5月起,先後在貴州北部遵義、湄潭、永興三個相鄰的地方立足。這一個艱苦卓絕的壯舉,因為其線路和幾年前中央主力紅軍長征的前半段線路基本重合,數十年後被人們譽為“文軍長征”。

  浙大在黔北紮下根後,整整七年中,為了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正常運作和不斷發展,竺可楨殫精竭慮,費盡心血。浙大人生活的依靠,人身安全的保障,都被他羸弱的身軀頑強地承擔起來。當進步學生被國民黨軍警特務抓捕後,他承受著當局的壓力,想盡辦法前去營救,保護他們不受傷害。

  他高尚的人格魅力、淵博的知識和治學理念、勇於任事和擔當的精神、對人的信任和愛護等,形成一種巨大的凝聚力,把全校師生員工和家屬緊緊團結在一起,眾志成城,所向披靡,最終取得了輝煌的成就。

  一位校長,就是一座大學的靈魂。他的氣度和襟懷,決定了大學的格局和品位。

  

  這是茶的故鄉,空氣里仿佛都彌漫著茶的香氣。

  獲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,曾經是浙大的學生,他的記憶里就有湄江河邊的茶館。幾十年後他回憶說:“我在浙大的學習條件十分艱苦。物理實驗是在破廟里做的。白天到茶館看書、做習題,泡上一杯茶,目的是買一個座位,看一天書,茶館再鬧也不管。”茶館里坐滿了各色茶客,說書聲、聊天聲、笑罵聲,嘈雜盈耳,而李政道絲毫不受幹擾,埋頭沈浸在自己的物理學世界中。

  他的老師們,這個時期過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。浙大教授們住的大都是破舊的廟宇、樓房,沒有電燈,點的是桐油燈。家具極少,無非幾把破舊的桌椅。沒有自來水,只能去江邊或井里打水。

  陳列館中的一個展廳里,有一張照片,是蘇步青教授和他的七個子女。全家人住在一個叫作朝賀寺的破廟里,在旁邊開出一片荒地,種了半畝的莊稼,收獲的紅薯蘸著鹽水吃。蘇步青曾賦詩寫照,其中有這樣的句子:“半畝向陽地,全家仰菜根。曲渠通雨水,密柵遠雞豚。”

  王淦昌教授也是一大家子人,夫人吳月琴餵養了一只山羊,擠奶給丈夫和孩子們增加營養。王淦昌出門上班時,經常牽著它,放在山坡上吃草,自己則在實驗室里教學和科研,因此被學生們戲稱為“牧羊教授”。有一天,山羊在野外吃草時,被野狼叼走了。學生和當地百姓到處尋找未果,湊錢又買了一只。

  讓目光以此為基點,再向前回溯。1938年11月19日,對浙大是個重要的日子。當時學校尚在廣西宜山安營紮寨,還沒有搬來湄潭。這一天的校務會議上做出決定——將“求是”作為浙江大學校訓。這兩個字是竺可楨校長多次強調過的。幾個月後,他在對浙大一年級新生做講演時,對此做出了明確的闡釋:“求是的路徑,中庸說得最好,就是‘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篤行之’”,“求是精神,就是奮鬥精神、犧牲精神、革命精神和科學精神,這是科學家應有的言行標準”。

  在那樣烽火連天、險難叠出的時刻,他們何以會有心思研究並決定這樣一個看起來是“務虛”的議題?隨著對那一段校史的深入了解,我想我越來越理解了:黑雲壓城般的日子,尤其需要尋找一種支撐的力量。

  也是在這次校務會議上,國學大師馬一浮和音樂家應尚能創作了浙大校歌,為全校師生共同高唱。歌詞頗長,語辭古雅。“大不自多,海納江河。惟學無際,際於天地。”開頭兩句,有對學子們的殷殷期待,而結尾的一句“樹我邦國,天下來同”,則聯系著國家強盛的偉大夢想。

  這樣的校訓和校歌,從西遷途中唱起,一直唱到黔北的山和水之間。就像好鋼必須要經過淬火一樣,這種艱難的處境,錘煉了浙大師生們的精神魂魄。正是憑依著這樣的精神,他們度過了最為艱難的歲月。兩千公里的雲和月,七個寒暑的風與霜,是不斷的歷練,是反復的加持,讓他們的人格更加強壯超拔。

  於是,在歌聲繚繞的田野上,一粒粒種子發芽,抽枝,長葉,終於生長為一棵棵茁壯葳蕤的大樹,樹冠龐大,枝葉紛披,生機盎然。

  

  幾十年後回顧起來,李政道愈發感激這段時光。在湄江河邊的這座小城里,他夯實了自己作為一座世界級學術樓廈的地基。

  在獲得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後,李政道多次提道:我最早接受的啟蒙光源,就是來自束星北教授。因為早早顯示出了物理學天賦,他得到了著名物理學家束星北及時的關懷指導。他記得,住在縣城西邊物理系所在地雙修寺時,束北星多個晚上來找他聊天,鼓勵他在學科領域深入研究:“政道,物理學上有許多奇跡等你去創造,努力吧!”他永遠記著恩師這些充滿期待的話,連同他高大的個頭,一口洪亮的蘇北口音,這讓他不論走在哪里都備受矚目。

  同樣深深地感激束星北教授的,還有原子核物理學家程開甲。在束星北的指導下,程開甲完成了畢業論文《相對論的STARK效應》,那年他才23歲。畢業後他當了束星北的助手,並連續在英國著名科學雜志上發表論文。正是在湄潭,他建立了家庭,並為大女兒取名“小湄”,紀念這個給他帶來幸福的地方。多年後的1960年,他接受秘密使命,紮根西北大漠數十年之久,為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試驗成功,作出了巨大的貢獻。在置身荒涼幹燥的無邊瀚海的漫長歲月中,他一定會經常回憶起那一座西南小城的青翠濕潤。

  那一片廣袤的西北沙漠里,也留下了一位程開甲當年的老師、曾任浙大物理系教授和系主任的王淦昌的足跡。王淦昌和束星北被並稱為浙大物理系兩大台柱,束星北喜歡在課堂上與人爭論,經常同王淦昌爭得面紅耳赤。但觀點的分歧,絲毫不影響兩人深厚的情誼。

  在湄潭期間,王淦昌潛心研究,寫下了一篇名為《關於探測中微子的建議》的論文,1941年10月寄到美國《物理學報》。幾個月後,美國教授阿倫根據這一建議進行了實驗,獲得巨大成功,被國際物理學界公認為是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,命名為“王淦昌·阿倫實驗”。此後,有“原子彈之父”之稱的美國科學家奧本海默教授,根據這個成功的實驗,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。

  新中國成立後,王淦昌於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,並成為我國核武器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,在將近二十年時間內,隱姓埋名,斷絕與外界的聯系,全身心投入研制工作中。他和曾經的學生程開甲都獲得新中國“兩彈一星功勛勛章”,受到隆重表彰。

  浙大物理系的另一位名教授、著名理論物理和核物理學家盧鶴紱,1942年就發表了重要論文《重原子核內之潛能及其利用》。1945年8月,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消息傳來,盧鶴紱當即向師生們講述“從鈾分裂到原子彈”的原理。次年,他正式發表《從原子能到原子彈》一文。由於原子彈的研制是在極端機密的狀態下進行的,沒有蛛絲馬跡向外透露,因此他被外國學者稱為“第一個揭示原子彈秘密的科學家”。

  西遷時期的科研成果,並不限於物理學領域,各個學科都有著卓越的貢獻。這是隨手拈來的一系列著述,作者名字和課題內容都足夠響亮:數學系蘇步青的《影射曲線概論》,陳建功的《三角級數論》;生物系談家楨的《亞洲瓢蟲色斑嵌鑲顯性遺傳理論》,貝時璋的《豐年蟲及細胞學研究》;工學院錢令希的《懸索橋理論和余能定理的應用》;農學院盧守耕的《水稻多收栽培法》……

  學術成就,是衡量一所高校的辦學質量的重要指標。七年間,在遠離戰火、相對安靜的黔北山區,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中,秉持“教育救國、科學興邦”的理念,浙大取得了巨大進步,憑借其驚人的學術成就,異軍突起,由一所普通高校變為著名學府,成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事業的一座豐碑。

  展廳之一的一面墻上,有兩張醒目的照片,讓參觀者們停下腳步,舉目凝視。照片分別題為“時為教師的兩院院士”和“時為學生的兩院院士”,是親歷過西遷辦學、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教師和學生的名單,照片上一邊是每人的頭像,一邊是簡要介紹。我數了一下,一共有54位,一個令人驚嘆的數字。

  我久久地望著。目光與照片之間,一米多的距離中,橫亙了數十年的歲月煙雲。

  

  在貴州的山野間行走,其山重水復的獨特地貌,往往會讓人忽略了距離。自縣城乘車出發,沒有多長時間,就到了郊外的一個處所。幾排古舊的青磚房屋,久經風雨剝蝕,墻壁色彩黯淡,記載著歲月的滄桑。連接房屋的水泥道路,不少地方雖然被修補過,仍然難以掩飾破碎的痕跡。

  這里是一個“中國茶工業博物館”,陳列了多種數十年間制作和加工茶葉的工具和設備。它的前身,便是民國時期的中央實驗茶場。

  湄潭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適合種植茶葉,自古就以盛產好茶而名世,有上萬畝茶海。當年民國政府經過考察,在此地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中央實驗茶場。浙大遷來後,也將它作為一個重要的教學與科研基地,培植新品種,研制茶葉制作的工藝,並專門從杭州請來制茶師傅。湄潭茶葉能夠成為今日貴州的一大名牌產品,享譽全國,與浙大在此期間的工作密不可分。

  這是當年浙大師生寫下的有關茶葉的學術論文:《湄潭茶樹土壤之化學研究》《湄潭茶樹病害之研究》《采摘期與采摘方式對茶葉含單寧量之影響》……涉及到茶樹栽培、病蟲害防治、茶葉品種研究和茶葉加工制作、茶葉生化成分測定、茶園土壤礦物質元素分析等眾多方面。在核物理學等高精尖的學科之外,浙大對民生領域更是貢獻突出。

  除了茶葉外,浙大對當地的水稻、蔬菜、玉米、棉花、水果種植等都有切實的扶持。在湄潭城郊建立了200畝浙大農場,在湄潭和永興分別建立畜牧試驗場等,真正做到了學以致用。“教育救國、科學興邦”的浙大理想,得到了實實在在地踐行,促進了當地經濟及各項事業的發展。

  這一點,仍然可以追溯到浙大校訓“求是”的宗旨。校長竺可楨要求學生畢業後,“不求地位之高,不謀報酬之厚,不憚地區的遼遠和困苦”,用自己的學問和本領,擔當大任,服務社會。所有這些科研和勞作,都是對於這種崇高理念的生動印證。

  中央實驗茶場的場長劉淦芝,也是浙大農學院兼職教授。在公余或新茶試制成功時,他經常邀請竺可楨校長和一些教授來茶場小聚,或品茶賦詩,或評論時局,興之所至,海闊天空。茶場也培育出了“龍井”茶葉,碧綠醇香,與西湖龍井不相上下,一盞在手,讓浙大教授們有置身錢塘江畔的感覺。他們組織了“湄江吟社”,旨在陶冶性情,切磋詩藝,相互砥礪,抒發感情。

  詩言志。他們分韻賦詩,寫下了許多詩篇,其中有品嘗新茶的感受,有苦中作樂的豁達,有對本地風光民俗的贊美,有對時局動蕩的憂慮,有對東海之濱校園故地的思念。

  我從當時的一些七言律詩中,擷取出如下句子:

  遁跡黔中愛此邦,

  來從亭上瞰湄江。(祝廉先)

  山中酒醒烽仍熾,

  湄曲巒青意自便。(鄭曉滄)

  聞到銀針香勝酒,

  嘗來玉露氣如春。(劉淦芝)

  異地韶光凡五度,

  江山未復憤何如。(張鴻謨)

  東海何年洗兵甲,

  鱸魚風起返鄉閭。(錢寶棕)

  待到六橋泛詩舸,

  追懷往事總如何?(江問漁)

  這些出色的詩句,是另一種形式的精神情感檔案。真切誠摯的情感,寄寓在高超的詩藝中。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,他們不但成就了巨大的事功,還培育涵養了自己卓越的人格魅力。這種魅力,仿佛一縷清幽的茶香,氤氳飄蕩,沁人心脾。

  

  位於湄潭縣城北面的湄江河上,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間修建的石橋。橋長一百多米,有七個卷孔橋洞,故名七孔橋。橋下面,有一處狀如柳葉的狹長的江心島,被稱為白鶴洲。島上濃蔭蔽日,茂竹萬竿。每當夕陽西下時分,便有成千上萬的白鶴、鸛雀等從四面八方飛來,盤旋,棲息在枝丫上過夜,第二天一早又成群結隊飛走。當年,浙大師生們經常佇立橋上,觀察百鳥歸林的奇景。

  畢業於浙大研究院生物學部、後又執教於浙大附中的周本湘,在為浙大附中創作《畢業歌》時,觸景生情,寫下了一首《江城子》:

  驪歌一曲別情長,藕絲香,燕飛忙。回首春風,桃李又成行。天下興亡俱有責,願此去,莫仿徨。

  雲程健翮及時翔,應難忘,耀炎黃。缺補金甌,重聚在錢塘。留得他年尋舊夢,隨百鳥,到湄江。

  這首詞,抒發了歷屆畢業於湄潭浙大附中的同學們濃烈的愛國、奮進和惜別之情,因此廣為傳唱。

  抗戰勝利,1946年秋天,浙大師生離開他們稱為“第二故鄉”的遵義、湄潭、永興,回到離別多年的西子湖畔。歲月的腳步匆匆不息,過往的日子如同煙雲飄散,但在黔北山野中度過的每一天,都會在每一位親歷者那里,留下深深的記憶。那些青春的夢想和激情、奮鬥和拼搏,已經化作他們生命的濃重底色,成為他們人生征程中的不竭動力。

  我讀到一冊資料匯編,是當年的浙大學生數十年後對那段生活的回憶。這些文章作者,如今分散於全國各地,其中不少人居住在歐美多國,但田壟間怒放的野花、竹林里飄散的炊煙、晚霞中金光蕩漾的河水、教室里激情澎湃的吟誦和歌唱,卻成為他們共同的美好記憶,鐫刻在靈魂深處,永遠不會褪色。

  在湄潭,我數次看到三五成群的浙大年輕學生,十分活躍地交談討論,甚至是激烈地爭論。從談話的內容得知,他們是來這里進行暑期調研和實習的。

  望著他們,我想到當年生活在這里的他們的前輩們。在我眼前,歷史和現實,昨日的光榮和今天的夢想,通過一張張年輕的面孔,接續和疊加起來。

  (作者:彭程,《光明日報》高級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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